我国团体标准取代行业标准的战略布局与发展路径

来源: 时间:2025年4月27日 点击:44

根据我国的标准化法,标准分为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。行业标准是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,而团体标准是由学会、协会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。行业标准属于政府主导,而团体标准是市场驱动。根据我国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以及近年来的标准化改革,目前很多文件和实际工作也确实是在大力推动团体标准的发展,减少政府主导的行业标准,以激发市场活力。最直接的莫过于2017年修订的《标准化法》正式确立了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,鼓励团体标准的发展。

 最早有政策支持发展团标是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《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中提到要逐步缩减政府主导的标准,培育发展团体标准。一些行业标准可能会转化为团体标准,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高、技术创新快的领域。团标取代行标的战略意义,可能要从:增强市场灵活性,促进技术创新,提高标准制定的效率,与国际接轨(因为团体标准更类似于国际上的非政府标准),以及推动行业自治等来进行交流。当然,也要考虑潜在的问题和挑战。例如,团体标准可能存在权威性不足、协调难度大、监管缺失等问题。需要平衡政府监管和市场自主,确保标准的质量和公共利益。我国推动团体标准逐步取代部分行业标准的战略布局,是标准化领域深化市场化改革、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举措。这一转型背后既有顶层设计的政策逻辑,也反映了产业升级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求,其发展路径可从政策背景、战略意图、实践挑战及未来方向等维度综合分析:

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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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背景与改革逻辑

简政放权的必然选择

传统行业标准由政府主导(如工信部、住建部等制定),存在制定周期长、灵活性不足、与市场脱节等问题。例如,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迭代快,行业标准更新滞后易制约创新。

2015年《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明确提出“逐步缩减政府标准规模”,将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让渡给团体标准。2021年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进一步要求“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标准化活力”。

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实践

欧美国家标准化体系以市场驱动为主(如美国ANSI、德国DIN标准多由行业协会制定),团体标准天然贴近企业需求。中国通过引入团体标准机制,推动标准供给从“政府包办”转向“多元共治”。

二、战略意图:为何用团体标准取代行业标准?

破解“标准滞后”难题

灵活响应技术迭代:团体标准制定周期可缩短至6-12个月(行业标准通常需2-3年),例如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(CCSA)的5G行业应用标准,快速匹配场景化需求。

填补新兴领域空白:在元宇宙、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,团体标准率先探索技术路径(如中关村智联软件服务业质量创新联盟的元宇宙术语标准),避免规则真空。

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主导权

企业从“被动执行者”变为“规则制定者”:华为、腾讯等龙头企业通过团体标准输出技术方案(如云计算、区块链标准),形成事实性行业规范。

倒逼产业链协同升级:例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《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标准》,推动整车厂与零部件供应商统一技术接口。

优化政府职能与资源配置

政府聚焦公益性、基础性标准(如安全、环保),行业标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。截至2023年,市场监管总局已废止超2000项老旧行业标准,腾出资源强化关键领域标准供给。

三、发展路径:如何实现“取代”?

政策衔接与标准转化

存量调整:将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标准转化为团体标准。例如,原建材行业标准《绿色建材评价标准》转为中国建材联合会团体标准,由行业协会动态更新。

增量控制:严控新设行业标准,明确“公益类优先”原则。2022年工信部新立项行业标准中,60%以上聚焦安全、基础共性技术。

培育团体标准生态

主体能力建设:扶持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提升标准制定能力,如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(CESA)设立区块链、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。

采信机制完善:通过政府采购、认证认可等政策工具提升团体标准权威性。例如,广东省将30项团体标准纳入“湾区标准”,直接用于跨境贸易。

试点示范与标杆引领

区域先行先试:浙江“品字标”团体标准累计发布超500项,带动区域制造业质量提升,如“浙江制造”《智能马桶盖》标准倒逼企业技术升级。

重点行业突破:在新能源、数字经济等领域率先推广团体标准主导模式。如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《绿色光伏组件标准》成为全球采购参考依据。

四、潜在挑战与风险防范

标准碎片化与重复建设

不同团体标准间可能存在冲突(如充电桩接口协议),需建立协调机制。202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成立“团体标准信息平台”,推动跨组织协作。

公信力与监管缺失

部分团体标准存在“企业自说自话”风险,需强化第三方评估。例如,上海市推行团体标准“双随机”抽查,淘汰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标准。

国际接轨能力不足

团体标准国际化路径尚不清晰,需加强与国际标准组织的对接。如中国电子学会的《人工智能伦理标准》通过IEEE向全球推广,形成影响力。

五、国际对比与启示

美国模式:以ANSI协调下的市场化标准为主,政府仅介入国防、环保等领域。中国可借鉴其“自下而上”的标准形成机制,但需平衡公共利益。

欧盟经验:通过“标准化指令”将市场标准纳入法律框架(如CE认证),中国可探索团体标准与法规的衔接机制。

六、未来展望:从“取代”到“共生”

动态互补格局:行业标准聚焦基础安全与公共利益(如核电、药品),团体标准主导市场化、技术竞争领域(如消费电子、互联网服务)。

全球规则博弈工具:通过团体标准输出“中国方案”,例如在6G、量子计算等领域提前布局,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。

结语

团体标准取代行业标准的战略布局,本质是通过市场化机制重构标准化治理体系。这一过程并非简单“替代”,而是政府与市场在标准供给中的再平衡——政府退后一步“抓底线”,市场向前一步“拉高线”。若能有效破解碎片化、公信力等挑战,中国有望形成“国家标准保安全、团体标准促竞争”的现代化标准生态,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则引擎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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